将食品安全和官员政绩挂钩，党和政府已将食品安全提升到至高位置。为了让“食品政绩考核”发挥真正的督促、倒逼功效，这个“考核”应该做好以下两点：主动问责和依法重罚。

　　主动问责。其实，将食品安全和地方政府政绩挂钩，早已有之。比如早在2009年就公布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规定，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不履行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定职责，本行政区域出现重大食品安全事故、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，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、降级、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”。但迄今好几年过去了，食品安全事故仍旧屡见不鲜，却鲜有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而受到主动问责的。有了法规却不去认真执行，违反了食品法规，却能安然无恙，群众期待的食品安全良好状况怎么能得到真正落实呢？

　　再说依法重罚。其实，“食品政绩考核”的目的不仅在于考核，而是要通过考核，强化基层官员对食品安全的责任感、使命感。因此，这种“考核”还应该和依法重罚紧密联系。这样做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，比如《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规定》第五条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党政领导干部实行问责：（三）政府职能部门管理、监督不力，在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特别重大事故、事件、案件，或者在较短时间内连续发生重大事故、事件、案件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；（七）其他给国家利益、人民生命财产、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等失职行为的。《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》第四章第十五条规定，党政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引咎辞职：（五）在市场监管、环境保护、社会管理等方面管理、监督严重失职，连续或者多次发生重大事故、重大案件，造成巨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，负主要领导责任的。

　　可这些年，食品药品公共危机不断再现，除了“三鹿奶粉危机”中，有关部门和领导受到了严肃处理，其他地方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，涉及到“严肃处理”的，几乎就没有。甚至有的连一般的行政处罚都没有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最后多不了了之。明显构成了监管渎职、监管失察，却不痛不痒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。监管部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怎么能得到激活呢？

　　因此，“食品政绩考核”一定要吸取上述教训，只要食品安全出了重大问题，上级政府就应该启动雷厉风行的主动问责机制，让任上官员的行政政绩受到不折不扣的影响。同时，还要引入重罚机制，让制度公信力和制裁力喷薄而出。只有让主动问责倒逼、提升官员们“必须作为”、“不得不作为”的行政责任；让“重罚机制”威慑相关人士漫不经心的监管疲软、慵懒的监管态度，培育出“有权必有责，用权受监督”的新的监管文化，群众期待的食品安全才能得到真正落实。